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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一轮改革:直面三大“关口”考验

日期: 2013-11-11 发布者: admin

35年改革开放,成就了中国今天“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”的奇迹。

环顾全球,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深度调整,高速增长的中国列车也开始减速。全世界瞩目: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的中国改革,将如何引领中国经济涉险滩、闯关隘,续写发展奇迹。

“发展与转型”关:亟待突破传统增长模式束缚

2013年秋冬之交,挥之不去的雾霾再度肆扰中国。

对处在转型关口的中国,雾霾绝非仅是环境的灾害,更是对中国高能耗增长模式的严重警示。

十多年来,我国屡屡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,但却陷入“产能越去越多”的怪圈。

化解产能过剩之难,折射出中国经济转型之艰。

“表面看是产能过剩,实际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竞争上项目,造成重复建设‘遍地开花’。”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赵振华说。

今年6月,发酵于银行间的“钱荒”现象,将隐藏在中国经济背后的地方债务激增、影子银行、房地产泡沫等风险问题放大,暴露出更多中国经济转型必须直面的痛处。

“这些问题,与地方追求GDP的政绩观有关,暴露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,经济增长缺乏内生动力。”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说。

近几年,地方政府公司化趋势明显,不少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旗号搞造城运动,政府经营城市,土地拍卖“地王”频出,房价越调越高……

“中国提出转变增长方式已近20年,为什么成效不够显著?根源就在于体制性障碍。”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,唯有推进市场化改革,方能为经济转型升级铺平道路。

尽管中央提出“不以GDP论英雄”,但不少地方领导口头上讲转变发展理念,实际上走的还是投资为主、追求GDP高增长的老路,喜快忧慢。

转不动的背后,还有现行土地、金融、财税、价格等机制不完善带来的诸多制约,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财源、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主导力量,导致产业结构调整滞后。

发展与转型,宛如拉动中国经济腾飞的“双翼”,只有找到二者间的“黄金平衡点”,在发展中壮大经济稳住就业,在转型中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,才能确保增速“换挡”期的中国经济行稳致远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出台一系列举措宣示深化改革、加快经济转型的决心:全面审计地方政府债务、出台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改革“路线图”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、鼓励科技创新……

“对中国来说,结构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剂苦口良药,暂时会带来一些痛苦,但有助于保持经济健康,避免今后可能的更大危机。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任驻华首席代表阿尔弗雷德·席普克说。

目前,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启动,成为中国打破体制机制壁垒的新突破。各界期待,十八届三中全会能释放更多财税、金融、土地、价格等体制机制改革动力,为中国经济升级转型保驾护航。

“政府与市场”关:划清相互的边界

青岛市高新区今年推出一项重要改革:原先管委会大包大揽的六大政府职能,如今“掐掉中间,只留两端”,将科技园区建设、融资、评估、运营四大环节交给市场,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规划和服务。

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,用政府权力的“减法”换取市场活力的“加法”,这是处在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必须跨过的难关。

当前,我国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,少数地方、部门设置审批、许可的随意性大,程序不规范,束缚了企业、公民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,容易出现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。

不仅如此,如果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不能一视同仁,也会束缚社会资本的活力。

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支撑国民经济的两大支柱,但占中国企业总数九成以上、总量突破千万家的民营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障碍。

“打破行业垄断,未来必须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,放开市场准入,打开长期存在的‘玻璃门’‘天花板’。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说。

“一些政府部门过度干预经济的背后,存在部门利益的驱动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,少数政府部门的这一倾向已成为与民争利的根源。

理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,从根本上转变“万能政府”形象,建设服务型政府,并非易事。“推动政府自身改革,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,每走一步都不容易。”汪玉凯直言。

随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开启大幕,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、取消下放数百项行政审批事项、实行公司注册资本“零门槛”、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访、大力度反腐倡廉……今年诸多改革释放出调整利益动真格的攻坚信号。

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。晒“三公”经费细账、推官员财产公示、减并政府机构、打击贪污腐败……面对一个个“硬骨头”,改革期待进一步突破。

“公平与正义”关:努力实现共享共富

近一段时间,养老金改革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。除了养老金缺口巨大引发社会担忧,更多争论是针对双轨制带来的社会不公。各界期待新一轮改革能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。

历经35年改革开放,中国解决了物质短缺,提高了百姓物质生活水平,但教育、医疗、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短缺成为社会发展的新矛盾。城乡二元关系更导致一系列起点不公平问题。

当今,中国约2.6亿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户籍、就业、社保、子女就学等一道道“门槛”,却令他们不能与城里人享有同等教育、医疗、社保以及就业机会。

财富分配不公引发的贫富差距问题,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。

过去十年,反映贫富差距的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一直都在0.4的警戒线以上。多地爆出的“房姐”“房叔”事件,社会上关于征收房产税、遗产税的激烈争论,都凸显出全社会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关注。

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说,要破解这一难题,只有通过体制机制改革,堵住导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。

“中国社会过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样性转化,特别是个人主体意识的崛起,在推进社会进步的同时,也加大社会治理难度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。

实现公平正义,是发展的活力源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,也是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跨过的关口。

今年以来,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点公平的改革举措,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;推进公平市场准入;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……传递出促进权利公平、机会公平、规则公平的改革方向。

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几天,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份旨在推进公正司法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意见,引发广泛关注。

“冤假错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敌。”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说,下一步将深化司法改革,让“法律之门”向公众敞开,实现司法为民,公正司法。

实现公平正义,传递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—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。